保險基礎知識：風險的含義
發布時間：2011-09-28 共2頁
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和從根本上看，風險現象只能是而且必定是社會現象。在描述 “ 純粹 ” 的自然現象時，在 “ 純粹 ” 的自然科學中， “ 風險 ” 這個概念是毫無用武之地的，換言之，在這里不需要也用不上 “ 風險 ” 這個概念。例如，我們有理由推斷在許多億年之前的地質年代里，地球上曾經有過猛烈的火山爆發，有過極其強烈的地震，但是，由于那時沒有人類，我們就不能說那時的地球環境是一個高 “ 風險 ” 的地質環境。可是，在當前的社會條件下，如果有人要在某個有頻發地震歷史的地區建造大壩，那我們就必須說這是一個有很大風險的事情了。更具體地說，任何風險都必定是而且只能是針對某個人類主體而言的風險。討論風險問題時所針對的主體一般來說是作為個人的主體或作為集體的主體，有時也可以是某些類型的主體，甚至是全人類和人類社會。
因此，對風險泛泛而談是沒有意義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有可能是荒謬的。 例如，在對抗性的軍事活動或體育活動中，對某一方來說是高風險的行為，對另一方來說，往往就是沒有什么大風險的行動了。
從哲學的觀點來看，風險現象之所以產生，是由于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不定性（不確定性）的世界上。如果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沒有不定性的世界上，那么，世界上就不存在風險，我們也就不會遇到風險了。這就是說，風險概念是同不定性這個概念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風險來自不定性，不定性是一個比風險更普遍、更基礎、更根本的概念。
從近代保險業產生以來，特別是上世紀 60 年代以來，風險研究出現了大量的文獻，涉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中的諸多學科。塞爾頓 ? 科里姆斯基與多米尼克 ? 古爾丁說，對風險的研究一度只局限在學術團體和保險業狹小的領域，但現在已經在公共政策需求的推動下發展起來，迅速成為一個多學科的研究領域。這些學科從各自的角度，對風險進行了定義。
統計學、精算學、保險學等學科把風險定義為一件事件造成破壞或傷害的可能性或概率。通用的公式是風險（ R）=傷害的程度（H）x發生的可能性（P）。這個定義帶有明顯的經濟學色彩，采用的是成本-收益的邏輯。
以瑪麗道格拉斯和維爾達沃斯基為代表的人類學者、文化學者把風險定義為一個群體對危險的認知，它是社會結構本身具有的功能，作用是辨別群體所處環境的危險性。道格拉斯認為：知識是不斷變化的社會活動的產物，并總處于建構過程中。因此，盡管風險在本質上有其客觀依據，但必然是通過社會過程形成的。“風險總是社會產物”，是“集體建構物”。而由于環境的不同，“每一種社會生活形態都有自身特有的風險列表”。
社會學家盧曼的定義與道格拉斯等人的類似，也認為風險是一種認知或理解的形式，但強調風險并非一直伴隨著各種文化，而是在具有嶄新特征的 20世紀晚期，因為全新問題的出現而產生的。更重要的是，風險是具有時間規定性的概念。它是一種非常不同的時間限制形式(a form of time-binding)，或者說是一種“意外（偶然）出現的圖式”(contingency schema)。這種偶然性是由人的認知決定的，有的人認為是危險，有的則認為是風險。艾瓦爾德認為， “任何事情本身都不是風險，世界上也本無風險。但是在另一方面，任何事情都能成為風險，這端賴于人們如何分析危險，考慮事件。”因此，風險的重要性不在于風險本身，而在于風險的附著對象。
比較而言，貝克的定義似乎更具有洞察力和學理性，揭示了風險的現代性本質。 1986年以來，他發表了包括《風險社會》（1986年）、《風險時代的生態政治》（1988年）、《世界風險社會》（1999年）、《風險社會理論修正》（2000年）等在內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對風險以及風險社會概念進行了深入而全面的論述。他從生態環境與技術的關系切入，把風險首先定義為技術對環境產生的威脅，然后不斷擴大該概念的適用范圍，使之與反思的現代性理論聯系在一起，從而抽象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以揭示現代性對人類產生的影響。他認為風險是“一種應對現代化本身誘致和帶來的災難與不安全的系統方法。與以前的危險不同的是，風險是具有威脅性的現代化力量以及現代化造成的懷疑全球化所引發的結果。它們在政治上具有反思性。”在后來的著作中，他更明確地指出，風險是“預測和控制人類行為未來后果的現代方式”，而這些后果是“徹底（radicalized）的現代化產生的意料之外的后果。”風險已經“成為了政治動員的主要力量”，成為一種造成傳統政治范疇過時的話語體系。貝克與道格拉斯、盧曼等人一樣，也把風險視為一種認知，但承認其也是客觀存在的，是一種辯證的統一。他說，總之，風險是一種“虛擬的現實，現實的虛擬”。上述定義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把風險看作物質特性，以第一種定義為代表；其他定義屬于第二類，既把風險看作一種物質特性，也視為一種社會建構，并且把重點放在后一種含義上。這兩種認識風險的路徑各有優勢。把風險看作物質特性，強調了風險的可計算性和可補償性，并賦予了個人理性發揮的空間。但這種認識路徑帶有明顯的 “經濟主義”色彩和“理性至上論”傾向。隨著社會發展的日益復雜化，其無法給人們認識風險提供一個更宏觀、更綜合的框架。比較而言，強調風險的社會建構性深化了我們對風險的認識。一方面并非所有風險都是可計算的、以及可以通過技術手段來解決的；另一方面不同文化和社會背景下，對同樣的風險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也會采取不同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