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建筑與景觀特色之路
發布時間：2010-01-14 共1頁
作為一個建筑或景觀設計師最大的痛苦莫過于甲方或同行的評議專家們要求作品要有特色，更具體地說是所謂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而當我們在苦苦追求這種“特色”或許評判者認為作品已具有這種特色時，實際上特色已同我們擦肩而過。這就是為什么大江南北所謂特色的建筑或城市大都不是設計師們的功勞，而那些泛濫成災的、作為特色來追求的建筑和景觀恰恰使我們的城市變得丑陋、雜亂和千篇一律。于是乎追求特色的呼聲日益高漲，而沒計師們的責任也在日益加重，苦難日漸其深。
在這尋找特色的旅程中，途徑之一是在傳統中挖掘，似乎從粱思成先生開始就認準了大屋頂的民族特色，直至20世紀80年代北京城內出現的大量“穿西裝”的“瓜皮帽”，并美之名曰“奪回古都風貌”。最近又在許多城市的建筑與景觀建筑中強調所謂“平改坡”以及給整座城市統一定色調。更有甚者，有人主張將西安古城恢復到明清風格。人們似乎從秦始皇和康熙大帝的城市模式中找到了建筑與景觀特色的路子。這不禁使人想起五至八個世紀以前歐洲人從古羅馬的廢墟中找到了他們認為理想的建筑與城市的模式，也令人想起19世紀末美國人又從歐洲腐朽的路易十四等君主們留下的城市中找到了同樣的建筑和城市特色：古希臘的柱頭和羅馬的穹頂，還有白色的石材裝飾。盡管這些來自廢墟的腐朽不堪的建筑形式并未能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延續太久，并很快被朝氣蓬勃的現代主義風格所拋棄，但它們卻如同一個不散的幽靈，時不時在世界各地顯形。在1929年羅馬召開的居住和城市規劃聯合會大會上，墨索里尼號召“在五年時間里，羅馬必須向全世界人展現其輝煌與風采——宏偉、規整、強大，如同Augustus時代的羅馬”（見Hall，1997，P197）。墨索里尼同時下令在Marcellus劇院、Capitoline Hill及萬神殿周圍創造大片的廣場、其他所有圍繞它們的、不屬于羅馬繁榮時代的建筑全部清除。所幸的是，傳統的有機和混亂、多方的牽制，加上官員們的腐敗，使規劃未能附諸實施，羅馬得以幸存。同歐美尋求城市與建筑特色的路程一樣，來自中國農業時代的和充滿封建腐朽烙印的建筑與城市設計仍在不斷以“傳統”的名義和“優秀”的姿態干擾著新一代的設計師們的創造。
當Rudofsky Bernard向西方世界公開了“沒有建筑師的建筑”（1964）時，實際上已向苦苦追求個性與特色的設計師們提出，特色本來并不需要設計師創造。中國豐富多樣的地方建筑也說明了這一點。在沒有設計師的時代里，地球的每個角落、每十土地上都有自己的建筑風格和特色。特色，來源于生活，來源于本來就是不同的土地和那方土地上不同的天空和自然過程。本質上講，特色的建筑就是人為了生活而對土地及其自然過程的適應方式，而且是此時此地人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的一種適應方式，而這種方式—定是最經濟的，或者就是最生態的。因為，經濟和生態本來就是—回事，用Worster的話說，生態就是自然的經濟（nature’s economy）。所以，歸結起來，我們可以將建筑的特色在四維時空中加以定義，由它的地域特色和時代特色兩部分所構成，具體講：建筑的特色=F（此時此地人的生活方式，此時此地的土地及其過程，此時此地的技術條件、生態原則），其中：生活方式，是在特定價值體系、倫理道德及法律所影響及規范下人的日常行為模式。顯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們的生活方式是不斷變化的。我們不能期望現代人像小農經濟時代的人那樣四代同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不能指望現代都市人的生活仍然跟從晨鐘暮鼓的節奏。那么，我們又怎么能讓四合院和胡同來適應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呢？在對過往生活方式的懷舊情感中沉湎于過去的建筑形式，忘記了現代生活方式的需求，使我們的設計失去了時代的特色。但不管時代如何變遷，人們的生活方式如何改變，人總是離不開土地及土地上的過程，因此，我們必須討論決定特色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土地格局和自然過程。前者包括山水及自然資源的分布狀態，而后者則包括生物與非生物的流，諸如風的過程、水的過程及動物的運動和植物的生長。古代任何民族曾通過占地術，即通過閱讀大地的肌理或格局，通過辨析自然過程，甚至跟蹤動物的運動軌跡來取得建筑對自然力的適應，在中國甚至直接用兩種最主要的自然過程（風與水）來命名這種占地術。最終使建筑認同于所在的土地及其土地上的自然過程。而正是這種認同，才使建筑有了地域的個性，有了地域的特色。現代地理學、水文學、生態學、景觀生態學及遙感和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在城市及景觀規劃設計中的應用，本可以使設計師對土地的格局及其過程的理解比我們的祖先理解的更加透徹，從而使我們的設計更具有地域的特色。無論古代和現代，土地的格局和過程是相對穩定的。只要承認土地是有空間分異的，那么，潛在的建筑和景觀的地域特色應該就是永恒的。只是在不同的技術條件下，這種地域特色會有不同的表現，所以，這就必須涉及影響特色的另一個變數。
技術在建筑特色的形成過程中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技術是社會發展的反映和動力，技術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技術也決定了人們認識和利用土地及其過程的效率，決定了建筑認同于土地及其過程的方式。所以，從積極的方面來講，建筑和景觀本身是特定技術的體現。技術使建筑和景觀具有特色。而另——方面，新的技術有可能使人們擺脫對特定自然過程的依賴和利用。我們往往自恃有現代技術，而不屑于對土地及其過程進行細心閱讀，用空調替代對空氣的利用，用強壯的地基和墻體來阻抗風與水流的過程，用電燈來取代自然光的利用、用外來的水泥和瓷磚替代當地的土、石和生物材料。從而使建筑失去了在天地中的定位，也失去了對土地的認同，因而失去了設計的地域特色。所以，要使技術對特色有積極的貢獻，我們不得不依賴于形成建筑與景觀特色的一個本質性的限制條件，那就是：生活性。在技術“萬能”的時代，生態性原則是最終決定建筑是否具有時代和地域特色的試金石。為了實現一個同樣的目的，是否能用最少的能源和資源的投入來獲得同樣或更好的效果，同時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更小，這便是生態原則的精髓。而至于這個“同樣”的目的是否合理，則取決與此時此地的人的價值觀以及這種價值觀下的生活方式。如，為了實觀同樣的舒適度，設計師可以通過全封閉建筑加上人工的集中空調和照明系統來實現，也可以采用更簡單的自然通風和光照來解決，差別就在于前者是不生態的，而后者是生態的。那么，基于后者的設計特色是有意義的，而基于前者的設計特色是空洞的，沒有意義的。在這里，生態性優先于單純基于技術而決定的形式的特色。進一步講，如果設計不但用直接的途徑充分利用了自然過程和能源，同時能用現代技術更高效地利用和轉換自然過程和能源，如利用風和水來發電，收集太陽能來加溫或制冷等，從而使人類為滿足生活需要而對環境帶來的沖擊減少，那么，技術強化了設計的生態性。由此而形成的特色是有意義的，它會同時具有時代性和地域性。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曾經或正在熱衷倡導的所謂民族特色，或傳統風格，乃是用彼時所能得到的技術條件，來適應和利用彼時的土地與自然過程，來滿足彼時人的生活方式的結果，而不是現代技術和現代生活方式的反映。這種特色除了作為歷史文化遺產加以保護或旅游功能外，并沒有現實生活的意義。同樣，商家、決策者或者設計師們所趨之若鶩的歐陸風格，以及各種打著高科技的名義的豪華建筑，本質上是彼時彼地人，或此時彼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技術條件下的設計，而非此時此地人的生活方式和地域的土地及其過程的反映。
閱讀和尊重地方的土地和自然過程，利用現代技術實現生態化的設計形式，來滿足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這是中國的建筑與景觀特色之路。
在這尋找特色的旅程中，途徑之一是在傳統中挖掘，似乎從粱思成先生開始就認準了大屋頂的民族特色，直至20世紀80年代北京城內出現的大量“穿西裝”的“瓜皮帽”，并美之名曰“奪回古都風貌”。最近又在許多城市的建筑與景觀建筑中強調所謂“平改坡”以及給整座城市統一定色調。更有甚者，有人主張將西安古城恢復到明清風格。人們似乎從秦始皇和康熙大帝的城市模式中找到了建筑與景觀特色的路子。這不禁使人想起五至八個世紀以前歐洲人從古羅馬的廢墟中找到了他們認為理想的建筑與城市的模式，也令人想起19世紀末美國人又從歐洲腐朽的路易十四等君主們留下的城市中找到了同樣的建筑和城市特色：古希臘的柱頭和羅馬的穹頂，還有白色的石材裝飾。盡管這些來自廢墟的腐朽不堪的建筑形式并未能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延續太久，并很快被朝氣蓬勃的現代主義風格所拋棄，但它們卻如同一個不散的幽靈，時不時在世界各地顯形。在1929年羅馬召開的居住和城市規劃聯合會大會上，墨索里尼號召“在五年時間里，羅馬必須向全世界人展現其輝煌與風采——宏偉、規整、強大，如同Augustus時代的羅馬”（見Hall，1997，P197）。墨索里尼同時下令在Marcellus劇院、Capitoline Hill及萬神殿周圍創造大片的廣場、其他所有圍繞它們的、不屬于羅馬繁榮時代的建筑全部清除。所幸的是，傳統的有機和混亂、多方的牽制，加上官員們的腐敗，使規劃未能附諸實施，羅馬得以幸存。同歐美尋求城市與建筑特色的路程一樣，來自中國農業時代的和充滿封建腐朽烙印的建筑與城市設計仍在不斷以“傳統”的名義和“優秀”的姿態干擾著新一代的設計師們的創造。
當Rudofsky Bernard向西方世界公開了“沒有建筑師的建筑”（1964）時，實際上已向苦苦追求個性與特色的設計師們提出，特色本來并不需要設計師創造。中國豐富多樣的地方建筑也說明了這一點。在沒有設計師的時代里，地球的每個角落、每十土地上都有自己的建筑風格和特色。特色，來源于生活，來源于本來就是不同的土地和那方土地上不同的天空和自然過程。本質上講，特色的建筑就是人為了生活而對土地及其自然過程的適應方式，而且是此時此地人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的一種適應方式，而這種方式—定是最經濟的，或者就是最生態的。因為，經濟和生態本來就是—回事，用Worster的話說，生態就是自然的經濟（nature’s economy）。所以，歸結起來，我們可以將建筑的特色在四維時空中加以定義，由它的地域特色和時代特色兩部分所構成，具體講：建筑的特色=F（此時此地人的生活方式，此時此地的土地及其過程，此時此地的技術條件、生態原則），其中：生活方式，是在特定價值體系、倫理道德及法律所影響及規范下人的日常行為模式。顯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們的生活方式是不斷變化的。我們不能期望現代人像小農經濟時代的人那樣四代同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不能指望現代都市人的生活仍然跟從晨鐘暮鼓的節奏。那么，我們又怎么能讓四合院和胡同來適應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呢？在對過往生活方式的懷舊情感中沉湎于過去的建筑形式，忘記了現代生活方式的需求，使我們的設計失去了時代的特色。但不管時代如何變遷，人們的生活方式如何改變，人總是離不開土地及土地上的過程，因此，我們必須討論決定特色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土地格局和自然過程。前者包括山水及自然資源的分布狀態，而后者則包括生物與非生物的流，諸如風的過程、水的過程及動物的運動和植物的生長。古代任何民族曾通過占地術，即通過閱讀大地的肌理或格局，通過辨析自然過程，甚至跟蹤動物的運動軌跡來取得建筑對自然力的適應，在中國甚至直接用兩種最主要的自然過程（風與水）來命名這種占地術。最終使建筑認同于所在的土地及其土地上的自然過程。而正是這種認同，才使建筑有了地域的個性，有了地域的特色。現代地理學、水文學、生態學、景觀生態學及遙感和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在城市及景觀規劃設計中的應用，本可以使設計師對土地的格局及其過程的理解比我們的祖先理解的更加透徹，從而使我們的設計更具有地域的特色。無論古代和現代，土地的格局和過程是相對穩定的。只要承認土地是有空間分異的，那么，潛在的建筑和景觀的地域特色應該就是永恒的。只是在不同的技術條件下，這種地域特色會有不同的表現，所以，這就必須涉及影響特色的另一個變數。
技術在建筑特色的形成過程中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技術是社會發展的反映和動力，技術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技術也決定了人們認識和利用土地及其過程的效率，決定了建筑認同于土地及其過程的方式。所以，從積極的方面來講，建筑和景觀本身是特定技術的體現。技術使建筑和景觀具有特色。而另——方面，新的技術有可能使人們擺脫對特定自然過程的依賴和利用。我們往往自恃有現代技術，而不屑于對土地及其過程進行細心閱讀，用空調替代對空氣的利用，用強壯的地基和墻體來阻抗風與水流的過程，用電燈來取代自然光的利用、用外來的水泥和瓷磚替代當地的土、石和生物材料。從而使建筑失去了在天地中的定位，也失去了對土地的認同，因而失去了設計的地域特色。所以，要使技術對特色有積極的貢獻，我們不得不依賴于形成建筑與景觀特色的一個本質性的限制條件，那就是：生活性。在技術“萬能”的時代，生態性原則是最終決定建筑是否具有時代和地域特色的試金石。為了實現一個同樣的目的，是否能用最少的能源和資源的投入來獲得同樣或更好的效果，同時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更小，這便是生態原則的精髓。而至于這個“同樣”的目的是否合理，則取決與此時此地的人的價值觀以及這種價值觀下的生活方式。如，為了實觀同樣的舒適度，設計師可以通過全封閉建筑加上人工的集中空調和照明系統來實現，也可以采用更簡單的自然通風和光照來解決，差別就在于前者是不生態的，而后者是生態的。那么，基于后者的設計特色是有意義的，而基于前者的設計特色是空洞的，沒有意義的。在這里，生態性優先于單純基于技術而決定的形式的特色。進一步講，如果設計不但用直接的途徑充分利用了自然過程和能源，同時能用現代技術更高效地利用和轉換自然過程和能源，如利用風和水來發電，收集太陽能來加溫或制冷等，從而使人類為滿足生活需要而對環境帶來的沖擊減少，那么，技術強化了設計的生態性。由此而形成的特色是有意義的，它會同時具有時代性和地域性。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曾經或正在熱衷倡導的所謂民族特色，或傳統風格，乃是用彼時所能得到的技術條件，來適應和利用彼時的土地與自然過程，來滿足彼時人的生活方式的結果，而不是現代技術和現代生活方式的反映。這種特色除了作為歷史文化遺產加以保護或旅游功能外，并沒有現實生活的意義。同樣，商家、決策者或者設計師們所趨之若鶩的歐陸風格，以及各種打著高科技的名義的豪華建筑，本質上是彼時彼地人，或此時彼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技術條件下的設計，而非此時此地人的生活方式和地域的土地及其過程的反映。
閱讀和尊重地方的土地和自然過程，利用現代技術實現生態化的設計形式，來滿足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這是中國的建筑與景觀特色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