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政治經濟學解釋
發布時間：2012-07-25 共1頁
本世紀70年代起，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城市化研究中，出現了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作為分析城市問題理論基礎的學派，其代表人物有英國的哈維（D.Harvey）、美國的卡斯特爾斯（M.Castells）等，他們的觀點形成城市化研究中的新馬克思主義者學派，在當前西方國家的城市學界有著相當大的影響。采集者退散
哈維等人認為，對資本主義社會城市化的研究應從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入手，只有這樣才能揭露資本主義社會城市化的本質及所產生的城市問題的根源。由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控制著生產資料，而資產階級的生產目的是追求資本積累，因此新馬克思主義者多采用馬克思關于資本積累的理論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城市化進行分析。例如，哈維認為，資本家為了在生產中取得超過社會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即相對剩余價值，可以通過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分工與協作的組織和更新固定資本（機器）來實現。在此基礎上，哈維進一步提出資本“三次循環”的概念。資本的第一次循環包括在生產之中，在不變的勞動生產率條件之下，經過價值與剩余價值的生產，一部分以奢侈品方式滿足資產階級的奢侈消費需要，另一部分以工資貨物的形式保證勞動者的再生產條件，使他們的勞動力繼續投入價值與剩余價值的生產。然而，由于資產階級追求超額利潤的動機導致資本的過度積累，表現在商品的過度生產、利潤率下降和剩余資本等方面。這些問題刺激了資本轉向第二次循環和第三次循環。第二次循環包括固定資本投資和消費資金兩方面，前者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包含在生產過程之中，另一部分起著為生產服務的功能，哈維稱之為生產性建成環境。同樣，消費資金也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直接包含在消費過程中（如各種耐用消費品），另一部分起著為消費服務的作用，稱之為消費性建成環境。資本的第三次循環指在科研和技術以及各種社會消費，如教育和衛生等方面的投資。
由上可知，哈維所稱的資本三次循環中，以第二次循環和城市化的關系最為密切，因為生產性建成環境（工廠、倉庫等）和消費性建成環境（住宅、居住區道路等）共同組成城市建成環境。哈維給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下的定義是，由無數不同要素——道路、運河、港口碼頭、工廠、倉庫、下水道、公共建筑、住宅等組成的復雜的、混合的商品，其中每一種要素都是在不同條件下按不同的規律進行生產的，而某些要素，如交通網絡，既起生產性建成環境的功能，又起消費性建成環境的功能。建成環境是一個總的一般性的概念，它具有長期存在、難以變動、空間上不可移動、需要大量投資等屬性。由于對建成環境的投資通常是大規模的和長時間的，因此，對資本家個人來說往往難以勝任，這就需要借助國家的力量來實現資本兩次循環間的流動。
哈維對資本三次循環的分析進一步拓寬了城市化的研究領域。如前所述，城市化的定義除包括人口的轉換和集中外，也包含著地區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和城市地域空間的轉換過程，但由于人口統計資料比較易得，使得以往的城市化研究多從人口轉換的角度進行。隨著新的理論及城市建成環境等概念的提出，以及衡量城市建成環境動態變化的多項指標，如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提出，為研究城市化進程中其它轉換過程的分析提供了新的手段。與采用傳統理論和人口指標分析城市化相比，新的理論和指標有以下特點：
（1）由于城市建成環境是城市化的物質體現和結果，通過城市固定資產投資額的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的轉換。特別是通過對固定資產投資的結構分析，可以了解城市化進程中的生產性建成環境和生活性建成環境各自的發展過程。例如，我國城市在解放后的前30年中，城市固定資產投資的大部集中在生產性投資方面，特別是重工業方面，雖形成很多工業區、工業衛星城鎮，但住宅區的更新與發展比較緩慢。80年代以來，城市基礎設施與住宅的建設受到高度重視，不僅提高了城市現代化的程度，而且隨著大批新建住宅拔地而起，城市地域面積急速擴展，城市的用地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顯然，這些城市化進程中的特點是城市人口指標不能反映的。
（2）在絕大多數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中，用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衡量的城市化水平總是不斷上升的，但如用投資等指標計算，卻具有明顯的周期性特點。哈維認為，受資本第一次循環中積累周期的影響，在建成環境中的投資也具有周期性，但建成環境本身是一個物質實體，各要素的自然和經濟壽命也影響對建成環境的投資。研究表明，美、英等國建成環境中的投資周期介于10年左右的經濟周期——“朱格拉周期”和長達50年左右的“長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之間。戈特里勃對8個國家30個城市建筑業周期的研究也發現，建成環境中的投資周期約為15—25年。一般地說，當建成環境中的投資處于上升期，城市化進程就加快；反之，城市化進程就減緩。近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濟周期或波動已引起學術界的重視，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經濟周期與人口城市化增長速度的波動存在著相當密切的一致性（詳見第五章中的有關內容）。
（3）若干發達國家已完成人口城市化的進程，當前正處在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的階段。對此，若仍從人口城市化角度考慮，會得出這些國家城市化逆向發展的結論。顯然，這與真實情況不同。沃爾克認為，郊區城市化也是資本從第一次循環轉向第二次循環的例子。他認為美國30年代的經濟危機，即消費不足的問題至少部分地被郊區的發展所緩解。隨著郊區的發展，在獨家住宅和有關耐用消費品如洗衣機、冰箱、汽車等方面進行各種投資的可能性，通過聯邦住宅管理局的住房貸款補助和快速公路建設等政府干預措施極大地加強。哈維認為，美國聯邦政府1972年削減了60億美元的住房貸款利息稅收和房地產稅收，使住房建設經歷了戰后一個顯著的繁榮時期，由此產生美國現代城市化進程。這一進程是以低密度的郊區城市化的發展，包含城市基礎結構及家庭設備等在內的強大的乘數效應和個人及地方的政府加強投資活動等為特征。此外，交通工具的變革對郊區城市化的發展也起了積極作用。
以上所述顯示了新的理論和分析方法的一些優點，如果和傳統的理論和方法相結合，無疑會加深人們對城市化規律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