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登記代理人相關法律知識：意思主義與表示主義
發(fā)布時間：2010-01-14 共2頁
意思表示的解釋與法律行為的解釋
在"法律行為的解釋"、"合同的解釋"、"遺囑的解釋"等用語之外,還可以見到"意思表示的解釋"這樣的表達。對于作為單獨行為的遺囑而言,意思表示的解釋和遺囑的解釋是一樣的,將其二者分別討論,并無特別意義。可是,對于合同而言,僅有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尚不成其為合同,須依意思表示的合致(合意)始能成立合同,故"意思表示的解釋",在對合同是否成立進行判斷的階段,便有了其特別的用場,是為其特征[6]。
合同的解釋,是對于既已成立的合同確定何為其內(nèi)容的一種作業(yè)。自邏輯以言,首要的問題便是合同是否成立,就此所作的判斷便是對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釋"。在判斷雙方當事人的意思是否合致時,則應分別解釋各自的意思表示。比如顧客Ａ到金銀珠寶商Ｂ處訂做結(jié)婚戒指,他所希望的材料是"白金"(ｐｌａｔｉｎａ,鉑),卻誤以為"ｗｈｉｔｅｇｏｌｄ"(人造白金,金與鎳的合金,比鉑便宜)便是"白金",便訂做了"ｗｈｉｔｅｇｏｌｄ"的戒指;Ｂ用人造白金制作了戒指場合,合同是否成立呢?Ａ的意思表示在主觀上的含義是訂做"白金戒指",相反,Ｂ的認識上則是制作"人造白金戒指",對于合同是否成立的意思表示如在主觀的意義上進行判斷(有人稱此為"關于合同成立的意思主義"),由于沒有意思表示的合致,故合同不成立。可是,如此對于意思表示作主觀上的解釋,合同不成立的情形將大量存在,不僅害及交易的安全,民法上的"錯誤"制度能夠發(fā)揮作用的情形便基本上不存在了(因為能夠作為錯誤的場合都會作為合同不成立來處理)。故此,現(xiàn)在判斷合同是否成立時,對當事人意思表示的解釋應當是客觀地進行的("關于合同成立的表示主義")。依此立場,上例中在"ｗｈｉｔｅ ｇｏｌｄ的戒指"這一客觀的表示上是一致的,故合同成立。[7]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成立了什么內(nèi)容的合同,這便是合同解釋問題。關于合同解釋,通常認為對于經(jīng)合意的表示應作客觀的解釋(此稱為"關于合同解釋的表示主義")。在前例中,"ｗｈｉｔｅ ｇｏｌｄ"這一表述一般在社會中是理解為什么含義?這便是解釋的標準。由于"ｗｈｉｔｅ ｇｏｌｄ"一般理解為"金與鎳的合金",所以該合同便是指人造白金戒指的加工合同。不過,這種內(nèi)容的合同的成立與一方當事人的意圖相左,對該方當事人的保護便是第三個問題,該問題是作為"錯誤"(重大誤解)問題加以處理。[8]
意思表示的解釋既然仍有其獨立存在的必要,此項內(nèi)容,如果有必要作出法律規(guī)定的話,放在"合同法"中"合同的訂立"一章規(guī)定足矣,大可不必像德國民法典那樣,在總則中作一般性的規(guī)定。在"合同法"中規(guī)定的意思表示,屬于需要受領的意思表示,像現(xiàn)行《合同法》那樣規(guī)定相應的"到達主義"等規(guī)則,并無不妥。另外,這種意思表示的解釋規(guī)則,由于是關于要約、承諾之類特定的意思表示的解釋,與合同解釋的有關規(guī)則,在各自的規(guī)范領域上仍有區(qū)別。
意思主義與表示主義
"草案"第一編第63條確立的解釋規(guī)則,是要"確定該民事法律行為的真實意思"。惟就何謂"真實意思",理解并不統(tǒng)一,大別為意思主義與表示主義兩類。在放棄統(tǒng)一規(guī)定模式的前提下,便應當分別法律行為的不同下位概念,具體分析。
對于無需受領的意思表示,以遺囑為例,雖然遺囑在被他人發(fā)現(xiàn)以后才會受到注意,但是,由于遺囑人的意思表示不必針對受益人發(fā)出,因此法律對受益人的利益考慮甚少。而且,事后還有可能再發(fā)現(xiàn)另一份后來訂立的、撤回前一份遺囑的遺囑,對此受益人是無能為力的。出于此類的原因,撤銷遺囑以后,不發(fā)生要求賠償信賴損害的請求權(quán)。由此,在解釋遺囑時,不需要考慮受益人的信賴利益。根據(jù)表意人的意思進行解釋,適用于無需受領的意思表示。因而,德國學者梅迪庫斯認為,德國民法典第133條的表述適合于解釋無需受領的意思表示,但并非一般性地適用于法律行為。[9]在德國的學理通說上,對于遺囑的解釋是以其"主觀"意義為準的,而并不是以不同于主觀意義的客觀意義和規(guī)范意義為準的。對遺囑的解釋,既非取決于某個特定的受領人的理解可能性,也不取決于遺囑人針對的相關多數(shù)人的理解可能性,而原則上僅以其自行所指的內(nèi)容為準。遺囑解釋方面的關鍵性法律規(guī)定,首先仍然是德民第133條,而第157條則不適用。另外,可以適用第2084條。問題的關鍵是要看遺囑人想在遺囑中作出什么安排,為此應分析所有情形(甚至包括遺囑人的想法、動機和目標),從中推知遺囑人的意志走向。這樣,一般的詞義在通常情形下具有關鍵意義,而在遺囑中其意義就比較小。如果遺囑人用錯了表達方式,但可以毫無疑問確定他所想表達的內(nèi)容,那么該表達方式即在他所指的意義上生效,即使這層意義與一般的詞義不符也無關緊要。[10]在日本判例和通說上,對于遺囑的解釋,亦強調(diào)其與一般法律行為的差異,強調(diào)應依遺囑人的真意(內(nèi)心的效果意思)進行解釋。[11]這樣,我們可認為,對于遺囑是要作"主觀解釋"的,所奉行的是意思主義,盡管這種主觀解釋也要受到某種限制,比如須在遺囑人所作"表示"可能的范圍內(nèi)進行解釋。
對于需要受領的意思表示,比如對于合同中的意思表示進行解釋時,表意人和受領人一致表達的意義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好地顧及雙方的意圖。在對意思表示進行解釋時,意思表示之一般為人們所理解的詞義具有關鍵意義。[12]縱然當事人的用語有所不當甚或錯誤,只要意思受領人對表示的理解同表意人所表達的內(nèi)容互相符合,那么仍然應以表意人的表示為準。這便是"誤載不害真意"的原則(ｆａｌｓａ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ｎｏｃｅｔ)。此時所奉行的應當認為是意思主義,而關于"誤載不害真意"原則,無論是"草案"第一編第63條還是《合同法》第125條,都沒有反映出來,它們所強調(diào)的都是根據(jù)所使用的詞句確定當事人的真實意思,非如德民第133條及臺民第98條那樣,明言"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詞句"。這一點在制訂民法典的時候,是應當予以改進的。如果雙方對于詞義存在歧義,這時,"所謂當事人之真意,不是指當事人內(nèi)心主觀之意思,而是從意思表示受領人立場去認定的’客觀表示價值’。"[13]如果屬于表意人內(nèi)心意思與外部表示不一致,則可以根據(jù)錯誤制度進行救濟,此時所奉行的則是表示主義。
狹義的解釋與廣義的解釋
狹義的解釋,即闡釋性解釋;廣義的解釋,則在此之外,還包括補充的解釋及修正的解釋。[14]在制訂民法典時,是僅規(guī)定狹義的解釋抑或也規(guī)定廣義的解釋呢?為說明這一問題,下面以合同解釋為例,先具體說明其各種的含義。
在合同解釋中,首先要確定當事人賦予其表示行為的含義。這樣,對于表示行為含義的闡明,便是狹義的合同解釋。然當事人表示行為的含義縱經(jīng)闡明,由于當事人專注于其所欲達到的經(jīng)濟的或者社會的結(jié)果,對于許多具體問題未作詳盡的約定,此類情形亦多有發(fā)生,對當事人的表示未盡之部分,為確定當事人的權(quán)利義務,法院或者仲裁機構(gòu)須補充合同的內(nèi)容(補充的解釋)。比如買賣合同場合,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價款一旦達成合意,合同便可有效成立,至于履行期為何時、履行地為何處、標的物有瑕疵時發(fā)生什么效果等等,未予闡明的,便需要法官作補充的解釋。再有,如按當事人表示的原樣賦予法律效果,則會有悖事理場合,法院或者仲裁機構(gòu)不能不對合同的內(nèi)容予以修正(是為"修正的解釋")。上述補充及修正,均系藉"合同的解釋"之名作出的,與狹義的合同解釋自有不同,它們并非純粹的"含義的確定"(或稱"意義的發(fā)現(xiàn)"),而應當認為是進行了"含義的帶入"(或稱"意義的插入")
綜上所述,所謂合同的解釋,不僅包括確定合同含義的狹義的解釋,也包括合同有漏洞時的補充的解釋以及合同內(nèi)容不適當時的修正的解釋。這樣,所謂合同解釋,可以認為是把握合同所使用語言、文字的意義,以闡明當事人真意,從而確定、補充或修正合同內(nèi)容的作業(yè)。[15]現(xiàn)行《合同法》第61條、第114條第2款等規(guī)定的規(guī)則,可以分別歸入補充的合同解釋或者修正的合同解釋。這樣,在制訂中國民法典時,除狹義的解釋之外,對于補充的解釋及修正的解釋,如果沒有特別的理由,仍可以繼續(xù)規(guī)定。
進一步的問題在于,民法典規(guī)定廣義的法律行為(合同)的解釋時,如何使之更為完善、更為合理。
在"法律行為的解釋"、"合同的解釋"、"遺囑的解釋"等用語之外,還可以見到"意思表示的解釋"這樣的表達。對于作為單獨行為的遺囑而言,意思表示的解釋和遺囑的解釋是一樣的,將其二者分別討論,并無特別意義。可是,對于合同而言,僅有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尚不成其為合同,須依意思表示的合致(合意)始能成立合同,故"意思表示的解釋",在對合同是否成立進行判斷的階段,便有了其特別的用場,是為其特征[6]。
合同的解釋,是對于既已成立的合同確定何為其內(nèi)容的一種作業(yè)。自邏輯以言,首要的問題便是合同是否成立,就此所作的判斷便是對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釋"。在判斷雙方當事人的意思是否合致時,則應分別解釋各自的意思表示。比如顧客Ａ到金銀珠寶商Ｂ處訂做結(jié)婚戒指,他所希望的材料是"白金"(ｐｌａｔｉｎａ,鉑),卻誤以為"ｗｈｉｔｅｇｏｌｄ"(人造白金,金與鎳的合金,比鉑便宜)便是"白金",便訂做了"ｗｈｉｔｅｇｏｌｄ"的戒指;Ｂ用人造白金制作了戒指場合,合同是否成立呢?Ａ的意思表示在主觀上的含義是訂做"白金戒指",相反,Ｂ的認識上則是制作"人造白金戒指",對于合同是否成立的意思表示如在主觀的意義上進行判斷(有人稱此為"關于合同成立的意思主義"),由于沒有意思表示的合致,故合同不成立。可是,如此對于意思表示作主觀上的解釋,合同不成立的情形將大量存在,不僅害及交易的安全,民法上的"錯誤"制度能夠發(fā)揮作用的情形便基本上不存在了(因為能夠作為錯誤的場合都會作為合同不成立來處理)。故此,現(xiàn)在判斷合同是否成立時,對當事人意思表示的解釋應當是客觀地進行的("關于合同成立的表示主義")。依此立場,上例中在"ｗｈｉｔｅ ｇｏｌｄ的戒指"這一客觀的表示上是一致的,故合同成立。[7]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成立了什么內(nèi)容的合同,這便是合同解釋問題。關于合同解釋,通常認為對于經(jīng)合意的表示應作客觀的解釋(此稱為"關于合同解釋的表示主義")。在前例中,"ｗｈｉｔｅ ｇｏｌｄ"這一表述一般在社會中是理解為什么含義?這便是解釋的標準。由于"ｗｈｉｔｅ ｇｏｌｄ"一般理解為"金與鎳的合金",所以該合同便是指人造白金戒指的加工合同。不過,這種內(nèi)容的合同的成立與一方當事人的意圖相左,對該方當事人的保護便是第三個問題,該問題是作為"錯誤"(重大誤解)問題加以處理。[8]
意思表示的解釋既然仍有其獨立存在的必要,此項內(nèi)容,如果有必要作出法律規(guī)定的話,放在"合同法"中"合同的訂立"一章規(guī)定足矣,大可不必像德國民法典那樣,在總則中作一般性的規(guī)定。在"合同法"中規(guī)定的意思表示,屬于需要受領的意思表示,像現(xiàn)行《合同法》那樣規(guī)定相應的"到達主義"等規(guī)則,并無不妥。另外,這種意思表示的解釋規(guī)則,由于是關于要約、承諾之類特定的意思表示的解釋,與合同解釋的有關規(guī)則,在各自的規(guī)范領域上仍有區(qū)別。
意思主義與表示主義
"草案"第一編第63條確立的解釋規(guī)則,是要"確定該民事法律行為的真實意思"。惟就何謂"真實意思",理解并不統(tǒng)一,大別為意思主義與表示主義兩類。在放棄統(tǒng)一規(guī)定模式的前提下,便應當分別法律行為的不同下位概念,具體分析。
對于無需受領的意思表示,以遺囑為例,雖然遺囑在被他人發(fā)現(xiàn)以后才會受到注意,但是,由于遺囑人的意思表示不必針對受益人發(fā)出,因此法律對受益人的利益考慮甚少。而且,事后還有可能再發(fā)現(xiàn)另一份后來訂立的、撤回前一份遺囑的遺囑,對此受益人是無能為力的。出于此類的原因,撤銷遺囑以后,不發(fā)生要求賠償信賴損害的請求權(quán)。由此,在解釋遺囑時,不需要考慮受益人的信賴利益。根據(jù)表意人的意思進行解釋,適用于無需受領的意思表示。因而,德國學者梅迪庫斯認為,德國民法典第133條的表述適合于解釋無需受領的意思表示,但并非一般性地適用于法律行為。[9]在德國的學理通說上,對于遺囑的解釋是以其"主觀"意義為準的,而并不是以不同于主觀意義的客觀意義和規(guī)范意義為準的。對遺囑的解釋,既非取決于某個特定的受領人的理解可能性,也不取決于遺囑人針對的相關多數(shù)人的理解可能性,而原則上僅以其自行所指的內(nèi)容為準。遺囑解釋方面的關鍵性法律規(guī)定,首先仍然是德民第133條,而第157條則不適用。另外,可以適用第2084條。問題的關鍵是要看遺囑人想在遺囑中作出什么安排,為此應分析所有情形(甚至包括遺囑人的想法、動機和目標),從中推知遺囑人的意志走向。這樣,一般的詞義在通常情形下具有關鍵意義,而在遺囑中其意義就比較小。如果遺囑人用錯了表達方式,但可以毫無疑問確定他所想表達的內(nèi)容,那么該表達方式即在他所指的意義上生效,即使這層意義與一般的詞義不符也無關緊要。[10]在日本判例和通說上,對于遺囑的解釋,亦強調(diào)其與一般法律行為的差異,強調(diào)應依遺囑人的真意(內(nèi)心的效果意思)進行解釋。[11]這樣,我們可認為,對于遺囑是要作"主觀解釋"的,所奉行的是意思主義,盡管這種主觀解釋也要受到某種限制,比如須在遺囑人所作"表示"可能的范圍內(nèi)進行解釋。
對于需要受領的意思表示,比如對于合同中的意思表示進行解釋時,表意人和受領人一致表達的意義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好地顧及雙方的意圖。在對意思表示進行解釋時,意思表示之一般為人們所理解的詞義具有關鍵意義。[12]縱然當事人的用語有所不當甚或錯誤,只要意思受領人對表示的理解同表意人所表達的內(nèi)容互相符合,那么仍然應以表意人的表示為準。這便是"誤載不害真意"的原則(ｆａｌｓａ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ｎｏｃｅｔ)。此時所奉行的應當認為是意思主義,而關于"誤載不害真意"原則,無論是"草案"第一編第63條還是《合同法》第125條,都沒有反映出來,它們所強調(diào)的都是根據(jù)所使用的詞句確定當事人的真實意思,非如德民第133條及臺民第98條那樣,明言"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詞句"。這一點在制訂民法典的時候,是應當予以改進的。如果雙方對于詞義存在歧義,這時,"所謂當事人之真意,不是指當事人內(nèi)心主觀之意思,而是從意思表示受領人立場去認定的’客觀表示價值’。"[13]如果屬于表意人內(nèi)心意思與外部表示不一致,則可以根據(jù)錯誤制度進行救濟,此時所奉行的則是表示主義。
狹義的解釋與廣義的解釋
狹義的解釋,即闡釋性解釋;廣義的解釋,則在此之外,還包括補充的解釋及修正的解釋。[14]在制訂民法典時,是僅規(guī)定狹義的解釋抑或也規(guī)定廣義的解釋呢?為說明這一問題,下面以合同解釋為例,先具體說明其各種的含義。
在合同解釋中,首先要確定當事人賦予其表示行為的含義。這樣,對于表示行為含義的闡明,便是狹義的合同解釋。然當事人表示行為的含義縱經(jīng)闡明,由于當事人專注于其所欲達到的經(jīng)濟的或者社會的結(jié)果,對于許多具體問題未作詳盡的約定,此類情形亦多有發(fā)生,對當事人的表示未盡之部分,為確定當事人的權(quán)利義務,法院或者仲裁機構(gòu)須補充合同的內(nèi)容(補充的解釋)。比如買賣合同場合,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價款一旦達成合意,合同便可有效成立,至于履行期為何時、履行地為何處、標的物有瑕疵時發(fā)生什么效果等等,未予闡明的,便需要法官作補充的解釋。再有,如按當事人表示的原樣賦予法律效果,則會有悖事理場合,法院或者仲裁機構(gòu)不能不對合同的內(nèi)容予以修正(是為"修正的解釋")。上述補充及修正,均系藉"合同的解釋"之名作出的,與狹義的合同解釋自有不同,它們并非純粹的"含義的確定"(或稱"意義的發(fā)現(xiàn)"),而應當認為是進行了"含義的帶入"(或稱"意義的插入")
綜上所述,所謂合同的解釋,不僅包括確定合同含義的狹義的解釋,也包括合同有漏洞時的補充的解釋以及合同內(nèi)容不適當時的修正的解釋。這樣,所謂合同解釋,可以認為是把握合同所使用語言、文字的意義,以闡明當事人真意,從而確定、補充或修正合同內(nèi)容的作業(yè)。[15]現(xiàn)行《合同法》第61條、第114條第2款等規(guī)定的規(guī)則,可以分別歸入補充的合同解釋或者修正的合同解釋。這樣,在制訂中國民法典時,除狹義的解釋之外,對于補充的解釋及修正的解釋,如果沒有特別的理由,仍可以繼續(xù)規(guī)定。
進一步的問題在于,民法典規(guī)定廣義的法律行為(合同)的解釋時,如何使之更為完善、更為合理。
